抑郁症是一类情绪障碍，有研究资料表明，存在抑郁症状的人群，虽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同样存在情绪低落、失眠或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并伴有易疲劳、食欲不佳、痛疼不适等躯体症状，且生活质量下降、社会功能受到影响、也同样存在自杀自残风险[1]，并有10%-25%的人群会进展为抑郁症[2]。抑郁障碍终生发病率高达20%，且发病早，呈高慢性化倾向，目前每年用于抑郁障碍的直接治疗费用约为52亿欧元[3]。有研究报道国内抑郁症的发生率为14.70%[4]，而广州市的产后抑郁发生率为43.08%[5]。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指出抑郁症的类型包括重性抑郁障碍、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或恶劣心境、经前期烦躁障碍、物质/药物所至的抑郁症、由于其他躯体疾病所至的抑郁症、其他特定和未特定的抑郁症。抑郁症的共同特点是存在悲衰、空虚或易激惹心境，并伴随躯体的认知改变，显著影响到个体功能。
目前抗抑郁药分类
第一代抗抑郁药：在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精神药理学的“黄金十年”，其中包括最具深远意义的异丙嗪（1957年）和丙咪嗪（1956年）抗抑郁效果的发现。目前常用的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有：苯乙肼，强内心百乐明，异唑肼，吗氯贝胺。常见的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有阿米替林，去甲替林，普罗替林，丙咪嗪，去甲丙咪嗪，多虑平，三甲丙咪嗪。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的副作用主要包括高血压危象，五羟色胺综合征，对心血管的影响，体重增加、性功能副作用等。三环类抗抑郁药的副作用主要包括对心血管的影响（包括心律失常），抗胆碱能副作用，体重增加等。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大，安全性和耐受性更差，因此目前已较少使用。这类对于不典型抑郁症患者特别有效，但也仅限于用于其他多种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
第二代抗抑郁药：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发了出了有效抗抑郁的选择性5-羟钯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氟西汀是首个由美国公司合成和开发的。目前常用的SSRIS包括：氟西汀，舍曲林，帕罗西汀，氟伏沙明，西酞普兰和艾司西酞普兰。SSRIs整体耐受性较好，但是具体药物的副作用有差异方面，也即不同 SSRIs有不同的副作用谱。 SSRIs的副作用主要包括恶心呕吐等胃肠道不适反应、激动、失眠、性功能副作用，体重増加等。SNR1s最常见的副作用与 SSRIs相同，包括恶心和呕吐，性功能障碍，失眠和激动；与 SSRIs一样，这些副作用会随着治疗进行而消退。
此外，相当一部分患者未能对现有的典型抗抑郁药物疗法有较好的反应，因此，研发治疗难治型抑郁症的药物是抑郁症疗法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其中包括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于重性抑郁症的辅助治疗药物喹硫平和阿立哌唑。另外还有几个也是非典型的抗抑郁药物如：安非他酮、阿戈美拉汀、维拉佐酮、依匹哌唑。
抗抑郁新药获批
近年还一些治疗双相障碍的药物上市，包括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8年批准上市的丙戊酸缓释胶囊、2009年批准上市的马来酸阿塞那平、2015批准上市的卡利拉嗪。近日又批准艾氯胺酮、别孕烯醇酮的上市。
艾氯胺酮是近30多年来首个具有新作用机制的抗抑郁药物。艾氯胺酮是氯胺酮的一种对映异构体。氯胺酮在临床实践中，可以广泛观察到具有明显缓解抑郁症状的作用，通过阻断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和增加细胞外谷氨酸水平，激活α-氨基-3羟基-5-甲基-异恶唑-4-丙酸酯受体，最终促进突触蛋白合成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释放[6]介导氯胺酮抗抑郁作用。但在FDA在批准艾氯胺酮上市时，特意强调，艾氯胺酮只能通过风险评估和缓解策略的限制分配系统获得，患者要在医疗保健提供者的监督下使用这一药物，且不能带回家。艾氯胺酮的标签中也包含一个黑框警告，警告患者使用后的风险。
另外3月19日FDA正式批准的专门用于治疗产后抑郁症的药物别孕烯醇酮上市。它成为史上第一个被FDA批准的该类治疗药物，它是一种活性药物成分，可同时作用于突触和突触外GABAA受体的变构调节剂，对神经递质受体的变构调节能够将受体活性调节到不同的水平。此前针对产后抑郁症的治疗方案包括心理健康咨询或治疗以及抗抑郁药物治疗，以往，产后抑郁症尚无证据表明哪种抗抑郁药更有效[7]，也没有任何专门批准治疗产后抑郁症的药物。别孕烯醇酮的上市，标志着为产后抑郁症患者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甚至被列为对该病的“突破性疗法”，并且具有治疗迅速见效且副作用小的特点。
抗抑郁药物不断有新药获批，也为标志着人类对抑郁症的认识和治疗走上了新的台阶。
韩博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
参考文献：
[1] 杨雪琴.社区居民抑郁状态及早期干预有效性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2:12-13.
[2] 严飞,周敬,寿娟.上海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调查及相关危险因素研究[A].2015年浙江省全科医学学术年会论文汇编[C].2015:170.
[3] Lstun TB,Ayuso-Maleos JL,CHatterji S, et al.Global burden of depressive disonders in the year 2000[J]. Br J Psychiatry, 2004(184):386-392.
[4] 钱耀荣,晏晓颖.中国抑郁发生率的系统分析[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3,29(12):1-3.
[5] 方晓敏,林艳,朱志琴, 等.基于智能随访系统的广州市产后抑郁调查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8,29(11):1400-1405.
[6] 李申,李洁,田红军,Albert Leemon,Walter Martin,禚传君.治疗时间对氯胺酮抗抑郁作用影响的研究概况及未来展望[J].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2018,6(3):151-156.
[7] 产后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的专家共识（基于产科和社区医生2014版）
